贾府的早期家奴和包衣曹家之痛
刘上生
【提要】本文探讨《红楼梦》贾府早期家奴与曹家包衣百年史的艺术联系。认为土番家奴和焦大除了小说情节和形象自身的意义以外，还隐含着包衣曹家早期历史的信息和奴役伤痛。理解作者用笔的双向投射特点，对于深入解读《红楼梦》具有特殊意义。
【关键词】土番家奴 焦大 包衣史 双向投射
一
艺术贾府与现实曹家具有真甄贾假的联系。这一点，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红研红迷们的共识了。但作者怎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在小说家言中，隐含着怎样的自叙传成分，往往成为分歧的焦点，甚至迷宫的入口。由于史料的不足，难免文献与推测并用，论证与商榷争鸣，显示出求真的难度，也增加着研红的魅力。
贾府是一个贵族世家，而曹家是包衣奴仆世家，在它的繁盛时期，也曾是—个仕宦世家，二者当然不能等同。曹雪芹把他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包衣仕宦之家，以双向投射的艺术手法，通过贾府的贵族主子和奴仆世界这两大群体与个体形象加以表现。贾府家奴（家生子）与曹家包衣身份的一致性及其可能的内在艺术联系，便成为一个值得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贾府是以军功起家的。“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第5回、13回）。入清以后的曹家也是军功起家。不同的是，贾府因军功而成为开国元勋，爵拜国公；曹家却是在明与后金（满洲）的战事中，阖族播迁，没满为奴，尔后以包衣之身从龙入关，建功立业。也就是说，百年曹家史的起点包含两段过程，两个要素：为奴和建功。这也因此决定了未来曹家包衣仕宦之家的双重身份。
人们已经很熟悉诸如元春省亲，贾（甄）府抄家等情节对曹家从全盛到衰败过程的影射。那么，作为入清百年史的起点，作者是否有所用笔，又是如何用笔的呢？
贾府的创业始祖均已逝去，成为家庙里的影像，那么，是否留下了与曹家命运相似的前代家奴呢？也许这能够成为探寻的线索。
贾府的数百奴仆中，家奴占绝大多数，从宁荣二府的总管来升（赖二）、赖大到丫鬟、小厮。家奴，小说中称家里的，家生子，即满语包衣。依从属主人的辈分，有二辈奴、三辈奴、四辈奴等不同称呼。贾府从国公爷贾演贾源兄弟、历代字辈、文字辈、玉字辈、至草字辈五代，从书中描写看，家奴与贾母年岁相近的只有赖嬷嬷等人。第56回薛宝钗对分管大观园事务的众婆子说：“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这里说的就是三四辈奴。五辈家奴，即与贾府祖先军功起家相关的家奴，早已被弃置遗忘。然而，曹雪芹设置了两个富有深意的情节——改名和醉骂，把他们推倒了聚光灯照的台前。
这就是土番家奴和焦大。他们分别映射着曹家入清百年起点的两段过程，两个要素——为奴和建功。
二
先说土番家奴。
土番家奴是最早进入贾府的外来奴隶，却从来默默无声无闻。如果不是宝玉突发奇想，要给芳官打扮改名，引发一番议论叙写，也许谁也不会想起他们。
当然这一切，都是作者的匠心设计和运作。
土番家奴故事的接受命运也很可悲。第63回的这一段情节被程高本删除干净。在程高本流行的一百多年间，掩埋不见天日。直到脂砚斋《石头记》庚辰本被发现，研究者才知道曹公有这样的文字。至于进入大众视野，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红楼梦研究所新校注本的普及。此时离曹公去世已二百多年。然而又因其与前后情节的突兀不调和难以索解，阅读者大多不感兴趣。特别是贾宝玉口中的颂圣议论，令人反感。有人甚至怀疑是伪作。少数关注者的注意力则多集中在对游戏笔墨番名洋名的考察解读上，而作者真正的意图和笔墨反而被忽视。
这种笔墨，就是那不曾被人提起的关于土番家奴的存在及其来历的寥寥数语描述：
芳官说：“……咱们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望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耶律雄奴。……”
接着围绕改名的对话中宝玉两段议论之后，作者有两句补叙：
“究竟贾府二宅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
过去阅读时，这两句话总是一扫而过。然而，当我对曹家历史有所了解以后，它们却变得非常刺眼，甚至沉重。因为二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点可以连接，使我不能不考虑：这是否作者的特意用笔？
结论是肯定的：拨开前面议论中设置的游戏和议论迷雾，原来这是两句画龙点睛的话语。它们隐含着作者埋藏的极为重要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曹家入清百年史起点的没满为奴的深哀巨痛。
试解读之。
信息一，是贾府土番家奴的来历——俘囚”赐为奴隶“。
土番家奴并非宝玉说的“外国献俘”，而是战俘。
在明清之际的战事中，由战俘成为奴隶，正是曹家历史和命运的转折点。
土番，按其原意，即土著，指原住民。在战争征服者的语境里，带有族群的歧视性含义。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辽东曹氏以明初开国功臣曹良臣为始祖（其实际始祖应为曹俊，系四房曹智之后），世居辽东地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载：曹雪芹的五世祖即由明入清的始祖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这些皆证明辽东曹的原住民身份。他们的和平宁静生活因后金入侵遭到彻底破坏，“辽阳失陷，阖族播迁”（《宗谱》）。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陷沈阳，世袭明沈阳中卫指挥使的曹锡远及其儿子振彦被俘，被迫归顺。在占领者眼里，他们就是土番战俘。
昭槤《啸亭杂录》云：“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盖虽曰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
关于曹锡远，拙著《曹寅与曹雪芹》依据有关史料做过分析。在这场明军民死难七万余人的惨烈战斗中，锡远没有殉国尽忠，但也没有像当时许多辽民和武将那样因主动投降而获得努尔哈赤的“恩养”（按照“恩养”政策，降则不致为奴，而且降官还能得到任用）。在《清实录》里，天命、天聪、崇德时期的明降将降官的名单中，没有曹锡远的名字，也没有关于他在后金任职的任何记载。而在“阖族播迁”之难中，惟独辽东四房曹智这一支沦为包衣。这种遭遇，显然与曹锡远对后金政权的消极不合作态度不无关系。所以，我的结论是：“从历史记载留下的模糊影子里，可以肯定，他有着迥异于同时代同家族的三房和其他各房绝大多数降清仕清者，甚至也不同于他的儿子曹振彦的思想性格。这是一位并不刚烈（刚烈者大都死节）却很顽强的保持自己的尊严节操的人。他的思想性格，肯定会对后人产生深刻影响。”
被俘后，曹振彦是先被编入佟养性的“旧汉兵”，还是全家直接成为旗属包衣，尚有争议。可以确定的是，曹振彦曾任教官，不久“致政”。于清天聪八年（1634）前归属“墨尔青贝勒多尔衮”，全家成为这位正白旗主的包衣，从此开始世代奴仆的生活。
末世子孙曹雪芹不会不了解祖先这段悲惨屈辱的历史，当他用笔写下贾府“当年先人所获之囚赐为奴隶”这句话时，一定眼噙热泪。
信息二，是家主认为，土番家奴“不堪大用”，“令其饲养马匹”。
这是写实，又有言外之意。它使熟悉曹家历史和雪芹的人联想起他们祖孙一脉相承的“不材之愤”。
在传统职事观念里，养马是贱事，马仆是贱人。《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首先就是因为对官封“弼马温”极度愤怒不满引起来的。
养马的事情包衣曹家也干过。康熙三十六年，曹雪芹的叔高祖，曹玺之弟，原任正白旗第五参领所属第三旗鼓佐领，后缘事革退的曹尔正，就曾随康熙皇帝第三次北征噶尔丹，被派轮班掌管马匹，时年已50岁。他的儿子曹宜管过豆草，大概也与养马有关。这都是“弼马温”之类的贱事。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中引某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贫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如果属实，那是“弼马温”的下属了。但问题不止在于表象的类似，而在包衣奴役制度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曹家的压抑及其导致的“不材之愤”。这在曹寅祖孙两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曹寅年幼入侍康熙，按说主奴关系不错。但《楝亭集》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不材之愤”。曹寅少时曾被派往鹰狗处（养鹰鹞处）当差，与此时在上驷院值班的纳兰性德相交甚厚。多年以后，他用“束发旧曾为狗监”，“忆昔宿卫明光宫……马曹狗监相嘲难”等诗句回忆这段经历，略带戏谑的语句和用典（暗用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这两篇关于人才问题的辞赋）曲折地传达出当时内心被压抑的不平。在作于康熙三十九年的《邀曲师小饮和静夫诗用东坡韵》诗歌中，不但有“明朝欠伸过早衙，廿年幸脱长官骂”这样的诗句，记录着他对二十年前备受凌辱的宫中仆役生活的难忘回忆，还特别用“呶呶驺卒谁可拟”的诗句感叹一直所受的歧视。驺卒，就是养马的仆役。尽管此时他已任织造十年，尽管朋友曾用“呼吸会能通帝座”的诗句称颂康熙帝对他的宠信，尽管他被赋予密折奏事直达圣听的权力，康熙南巡还把织造署作为行宫，但是，内务府包衣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他终究只是皇家的私人奴仆。清制“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与缙绅伍。而曹寅连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都没有，不得“与缙绅伍”，不能进入朝廷成为官僚队伍的一员。这使他深感屈辱。正因如此，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在离京赴任苏州织造前，他特地为弟弟曹宣、儿子曹颙捐纳了监生。而“奕世身名悲汨没”“蓬蔂英雄多白头”“寂寞一杯酒，消磨万古才”等等就成为他笔下的终身之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写下了对曹雪芹有深刻影响的《巫峡石歌》，借顽石自喻，吐尽一生不得其用的悲愤：“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礲用不得。”从“马曹狗监相嘲难”到“呶呶驺卒谁可拟”直到“廉角磨礲用不得”，这不就是土番家奴“不堪大用”，“令其饲养马匹”的假语村言中隐含的真实遭际吗？
再联系到《红楼梦》开头的大荒山下那块女娲补天所弃之顽石，“因见众石皆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嗟，日夜悲号惭愧”的神话寓言，连“不堪”用词都有意重复呼应，我们难道不能感受到祖孙一脉的精神传承在土番家奴身上的艺术投影吗？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曹雪芹对奴役制度和被奴役命运的痛恨和决绝：“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健仆走卒，甘受庸人驱驰驾驭。”（第2回）
这就是他借假语村（贾雨村）言发出的反奴宣示。
张书才先生多年前曾根据大量史料精辟论述满洲旗分内包衣汉人的实际地位。他指出：“由于清代是一种主奴之分，民族等级都异常森严的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内务府汉军旗人的身份地位不仅低于身为国家平民的满洲、蒙古、汉军旗人，而且低于同为皇室家奴的内务府满洲和蒙古旗人。一方面，他们是‘内府世仆’，‘包衣下贱’，处于旗人社会的底层，既受着皇室主子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到平民旗人的‘贱视’；另一方面，他们‘原系汉人，并非满洲’，在满、蒙、汉三种旗人中等级地位最低，受着民族歧视与压迫。并且，内务府汉军旗人所受的这双重歧视与压迫，特别是旗人间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在雍正乾隆年间更加日见其严重，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包衣汉人的急剧分化与外向。而曹雪芹既隶内务府汉军旗籍，又恰是生活成长在雍乾时期，且家庭中经变落，从倍受皇帝宠信的“簪缨望族”，一变而为受到革职抄家惩处的废员子弟，毫无疑问，他对这双重的歧视与压迫必然会有着比一般旗人更为痛切地感受。
曹雪芹为何一定要在作品中写下包衣曹家之痛，答案就在这里。
三
借土番家奴写包衣曹家之痛，是曹雪芹要写的“真事”。
这是一个敏感而忌讳的话题，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更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积郁于心，不能不写。这样，他就必须用假语村言包装和保护自己，以便既能有所表现，又安全无虞，甚至还能赋予新的负载功能。
当我们细读这段文字时，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创造天才。
他的方法，是设置游离于主体情节之外的游戏笔墨和游离于主人公性格之外的时政议论，并通过双向投射达到一击两鸣的艺术效果。
游戏笔墨，是为芳官改名。从改番名到改洋名，都有议论，尤其是改番名“耶律雄奴”引出一大段议论：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首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由于这段议论与贾宝玉思想性格扞格不合，我们毋宁把它看作借宝玉之口的作者夫子之言。它包含两种话语，两个层次。前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史，特别是汉民族的受害史，是汉民族子孙的传统话语；后面是满清统治者接受华夏文化历史观以当朝为正裔的功德炫耀及颂圣之词，是当朝的官方话语。前面是真事，后面是假语。把前后两种话语贯串起来的是华夏中心的汉文化历史观。强调华夷之辨的华夏中心历史观，借古喻今，往往是汉民族处于生存危机时民族意识的强烈表现，清初王夫之吕留良等都曾宣传，遭受残酷镇压。曹雪芹披着颂圣外衣的这番言论，既表现了沦为满洲包衣百年的曹氏家族坚守强固的汉民族本体观念的民族意识，也反映了不得不接受和承认满清王朝统治现实以求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生存是为了坚守。在并无谱系可查的曹氏家族的集体记忆里，包衣曹家是引以为骄傲的曹参（汉）、曹彬（宋）、曹良臣（明）等汉民族王朝开国功臣的后裔；在百年为奴史的起点鼎革之际，他们的家族劫难与汉民族的历史劫运紧密相连；入籍满洲之后，在“严满汉之分”“严主奴之分”的基本国策下，曹氏家族历经盛衰，但作为“尼堪汉人”被歧视被奴役的命运始终没有改变，直到一败涂地。这些，都激发起末世子孙曹雪芹的民族情感和反奴意志。在叙述汉民族受害历史时，“晋唐诸朝，深受其害”，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晋说起，因为西晋王朝是第一个灭亡于异族的华夏民族王朝；而唐前期却是空前强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朝代。与晋相似的是宋，西晋亡于匈奴，而北宋亡于女真（金）。然而，女真却恰恰是数百年后又一次代替汉民族王朝（明），也给辽东曹氏“阖族播迁”，带来百年劫难的满族祖先。这正是曹雪芹要说而不敢说的话。为了避讳，他只能用“晋唐”代替“晋宋”，叙写汉民族的屈辱历史，后金（清）代明，就是这一民族屈辱历史的延伸和重现。这种历史回忆，实际上对后文叙写家族没满为奴起着背景铺垫作用。至于后面那段言不由衷的称颂当朝文德武功又充满种族歧视的话，则既为前面的“真事”真话作了安全包装，又隐含巧妙反讽。本来，满清统治者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被迫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是符合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的。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以“华夷一家”，接受华夏文化作为政权合法性依据也反映了对历史趋势的认识。但是，满清贵族对狭隘私利和特权的追求又把自己摆在历史趋势的对立面。一个以征服者自居的民族既不得不接受被征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观，又企图保持征服者的优势地位而使被征服民族处于弱势地位，这就使自己陷入融合与反融合的难解的矛盾纠结之中。乾隆时期，武功煊赫。面对八旗子弟迅速汉化的严重现实，更加强调“首崇满洲”“严满汉之分”的反融合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之类的话，既是征服者的炫耀，也是失德者的自曝。这种充满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作践“正是包衣曹家之痛的根源。历史屈辱，现实反讽，前后两种话语就这样连成一气，为下文紧接土番家奴俘囚来历的叙写这一重点笔墨赋予了包装保护和铺垫双重功能。同时，“作践”一词的歧视性含义又与下文宝玉生怕“作践”丫鬟的平等观念，一词两用，恰呈鲜明对照，表现了作者对“作践”土番等被征服族群的严厉批判态度。一击两鸣，何其高明。言此意彼，我们何必在意那些言不由衷眷眷无穷的颂圣之词呢！
显然是为了调节气氛，后文接着一段葵官、荳官和芳官的游戏文字。然后写道，当贾宝玉见大家学着叫“耶律雄奴”，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宝玉又恐作践了芳官，忙又说：
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叫”温都里纳“可好？”芳官听了更喜……
这里既写出了贾宝玉的可贵性格，即使游戏也不能作践丫鬟；又表现了贾宝玉的博闻多知。值得注意的是，当说到“海西”即今地理上的西方世界时，却不再有前面那种华夏中心观念的流露，而表现出弘大的世界眼光。这与薛宝琴叙海外经历及所写诗歌时大家的反应一致，大观园的少男少女对于未见未知都有开阔的胸怀。用世界眼光弥补历史视野的狭隘，恐怕是作者的又一用意吧。
就这样，历史视野、世界眼光、反讽手法、游戏笔墨的综合运用，使融合着民族苦难的包衣曹家为奴之痛，在涂抹一层厚厚的斑斓保护油彩之后，终能得到画龙点睛般真实深切的显现。它大大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意蕴和内容空间，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手法。可见此处的所谓“突兀不调”，正是作者的一种艺术独创。然而，有多少人能理解这种苦心孤诣？不知底里或不求甚解的人会跳过这一段不读，甚至从纯文学的角度认为它是赘笔。程高本就把它们全部删掉。删改者未必有发现关碍笔墨的敏感，我宁可相信他们是出于无知不懂。“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那是曹公来自天堂的沉重叹息。
不知拙见索解，能否得其意味之万一？
四
再说焦大。
焦大因一次醉骂而出名。他比土番家奴幸运。土番家奴只存在于议论叙说中，焦大却以醉骂活在读者心里。
贾府祖先靠军功起家，焦大便是太爷的亲兵。“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回来”，对贾府祖先有救命之恩。这成为他骄傲炫耀的资本：“（对贾蓉说）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受荣华享富贵？”然而，他却不但耄耋之年还要当差，甚至夜晚也不得休息，被差派送人。当他心有不平，借酒发泄时，竟被贾蓉命人掀翻捆到，拖往马圈里，用土和马粪满满填了他一嘴。（第7回）
作者在第一回就强调，他的叙写“取其事体情理”。然而，人们发现，对焦大的描写，与“事体情理”存在双重矛盾。
其一，是焦大终身服役与贾府敬老传统的矛盾。贾府既已有百年富贵，作为贾府开创基业时代的亲兵家奴的焦大，此时年纪应与“百”数相差不远。即使从军时年龄尚小，能背回国公爷，自属年轻力壮，至少应比下一辈国公爷儿媳贾母要大。按71回贾母八旬之庆，依故事时间倒算过去，焦大年龄也应过八旬。一位年迈八旬的有功老仆为何还要当差服役？贾府有敬老传统。赖嬷嬷可以和贾母平坐，贾琏的奶妈赵嬷嬷，宝玉的奶妈李嬷嬷都很受尊重。李嬷嬷赌钱输了生气，只有王熙凤能讲好话把她哄走。焦大却不但仍要当差，甚至还要被派到晚上服役。这是对一位老家人的公开虐待。贾府虽也有虐待家奴之事，但总体来看，确如贾政所言“宽柔以待下人”。书中找不出第二个如此虐待老家人的例子。据第70回描写，贾府对年满25岁的小厮，皆由主子安排婚配。焦大却始终孤身一人，终身服役。书中也没有交代原委，亦无二例。此描写岂非极不合理？
其二，是焦大的特殊功劳与其所受待遇的矛盾。焦大是贾府创业祖先的救命恩人。贾府以儒家礼教治家，自当知恩报恩。至少可以在他年老时尽供养之责，免劳役之苦。有此一举，焦大就不会有不平之气，也不致醉酒骂人。贾府后人不但不能这样做，反而倒行逆施，加以虐待凌辱。第五代孙贾蓉竟敢命人捆绑，嘴塞马粪，拖入马圈；第四代孙媳王熙凤竟敢吩咐“远远的打发到庄子里去”。虐待凌辱先祖恩人，不但是一般的忘恩负义的丑行，而且是污辱背叛祖先的大逆之恶行。贾府子孙不肖，不致如此背恩负祖。故此描写也极不合理。
人们可以用阶级理论批判贾府贵族压迫奴隶的暴行，却很难回答这种依据”事体情理“的质疑。
在贾府的奴仆世界中，焦大的存在成为一个特例，焦大的遭遇也成为一个特例。焦大醉酒也成为小说中一道强光闪电，前八十回中不再有后续描写。
这是为什么？耐人寻味。
只能有一个解释，焦大是作者特地设置的一个赋有特殊功能的形象。
功能之一，是众所周知的。作者把焦大作为特殊的视事眼睛。不同于冷子兴演说的冷眼旁观。这是一颗赤肝忠胆的义仆的心，一双目睹亲自参与开创的基业将毁于不肖子孙的眼睛。因此他的醉骂，就具有特殊的震撼性和冲击力。
功能之二，是人们未必知晓的。他负载着作者对百年包衣曹家奴役史起点的悲愤。
蒙府本在此有侧批云：“有此功劳，实不可轻易推（摧）折，亦当处之以道，厚其瞻仰（赡养），尊其等次，送人回家，原作（非）酬功之事。所谓叹（汉）其功臣不得保其首领者，我知之矣。”
甲戌侧批云：“忽接此焦大一段，真可惊心骇目，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
这些批语显然暗示了超出故事本身的涵义。这与作者包衣家世的奴役之痛有无关联？
曹家先人“从龙入关“，是于大清王朝有功的。现今关于曹家成为满清包衣的最早记载见于《清实录·太宗实录》卷18天聪二年（1634）条：“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旗鼓牛录章京，即包衣佐领。佐领下人300人。振彦父子成为包衣旗人是曹家入清后重新兴盛，成为仕宦世家的起点，也是曹家百年包衣奴役史的起点。然而，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只能在事后被认识和感知，并且因不同语境而获得相应语义。处于上升时期的曹家后人如玺、寅，自然会强化前一起点意义，而对其主子感激涕零。然而，目睹家族败亡和主奴关系变化过程的曹雪芹，却会对曹家百年为奴史的起点痛心疾首，对其奴役主子切齿痛恨，对先祖曾经为主子出生入死、建勋立业却不得不付出子孙世代为奴的代价而愤怒不平。
入关之前，为了激励士气和招揽人才，满清统治者曾经实行过对立有军功和科举优胜者脱出奴籍的政策。前者如《太宗实录》卷15载：天聪七年（1633）“雍舜攻旅顺口时，首先登城，中炮伤一，枪伤一，箭伤五。初以二等参将削职没入贝勒家为奴，至是以善战被创，脱其籍复原职”。后者如《太宗实录》卷5载：天聪三年（1629）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得二百人，皇太极诏命，“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包衣下，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
据黄一农先生考证，曹振彦所立军功，“很可能是因其在处理孔有德，耿仲明及尚可喜率众投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论成立，那曹振彦的功劳其作用影响远非一登城被创的勇士所可比拟。振彦为何只“加半个前程”而不得脱奴籍呢？黄先生又认为，“曹振彦很可能在天聪三年与绝大部分儒生一同赴考，并被拔出奴籍。……并于天聪三年通过金国对儒士的检定后升任教官。”只是“当时应非是将这些原在包衣下的儒生尽数拔旗为民，而是准其在旗下“开户”。成为旗下的半自由人，他们可能仍多隶属于原牛录。”黄先生显然很重视奴籍问题，努力做出自己的解释。即使此说成立，曹振彦及全家的世代包衣奴仆身份并未改变。也许，满清统治者的政策只是因人而异，他们可以用升官发财作为奖励，但需要把振彦全家用奴籍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曹振彦在无法改变包衣身份的情况下，也确能忠心为主子卖命，使自己成为曹家百年基业的创建者。然而，这基业依然毁于他后人效忠的主子之手。
我们应当好好体味一位在皇权残酷打击下倾败沦落的包衣仕宦世家的末代子孙在回想家族百年史的心情，以及他把贾府贵族奴仆两大群体作为自己家族史艺术投影时的可能用笔。他的心中充满着抑郁和愤恨。对于终身奴役世代奴役的包衣制度，对于旗主和皇帝主子，从最早的多尔衮，到当朝的乾隆天子（除了他所尊敬的“太祖”康熙）。这种郁结而无可发泄的心情，在这部以家族史为重要素材的小说中需要找到替代性出口。
于是，焦大形象就在孕育中成形了。他作为贾府功臣却终身为奴的极端不公的遭际，正是雪芹先人为满清皇室披肝沥胆却世代为奴的命运替代性艺术写照。如同贾雨村，秦可卿等形象一样，焦大形象也具有“一声而二歌”的双重性特点。即一方面，他是故事中的活的形象，贾府五代老奴，贾府百年盛衰史的全程亲历者和感受着；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承担着传递作者赋予的某种特定信息的意念人物。
理解这一点，有些长期难以索解得疑团或许可以解开。如他醉骂中最著名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前面有“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的提示，后面有种种暗示性描写，“爬灰”意思已很清楚，是实有所指。而“养小叔子”不可解，成为疑点。蒙府本此处有侧批云：“放笔痛骂一回，富贵人家，每掠（罹）此祸。”把它理解为泛指，这已经体会到作者的言外之意了。但如果依照前面论述的思路，“养小叔子”就绝非泛指，而是特指。提起叔嫂乱伦，清初谁人不知孝庄与摄政王多尔衮的情事？而多尔衮，正是雪芹所痛恨的包衣曹家最早的正白旗主。很明显，这已经不是焦大在骂贾府的堕落，而是包藏着作者对曹家百年为奴史起点的旗主和皇室乱伦丑剧的嘲讽。深意在焉。
这就是脂批所谓“惊心骇目，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除了家族悲剧之外的另一涵义？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理解过于牵强，但这种连类而及，看似牵强实则自然的指桑骂槐，正是雪芹惯用的手法。请听第46回鸳鸯抗婚时那掷地有声的决绝誓言：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一个家生女儿的婚姻怎么扯到天王皇帝？其实，这是作者通过语言连珠，巧妙地连类而及，直指雍正十一年曾被封为”宝亲王“的当朝乾隆天子。这里也不再是鸳鸯的声音，而是借鸳鸯之口表达包衣奴才曹雪芹与其皇帝主子决裂的态度了。对此，人们已有共识，为什么焦大之骂不可以作内涵更深入的理解呢？
特别提一句。鸳鸯和焦大、土番一样，都是家奴（家生子儿），与包衣子弟曹雪芹身份相同。所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选择他们，绝非偶然。
五
一言以蔽之，曹雪芹借贾府的两个五辈家奴的假语村言，隐含曹家百年包衣史的起点真事。土番家奴隐含俘囚为奴和不得其用；焦大隐含为主建功而不得其酬，而其结果，就是终身服役，世代为奴。这是起点，也是曹家百年包衣史的终点。确切地说，不脱去奴籍，不改变制度，永无终点。这是曹雪芹内心最大的悲愤。
其艺术方法，本人谓之双向投射。它反映了《红楼梦》复调叙事的特点。
戚蓼生最早发现《石头记》的这一艺术特点，并在序中做了形象的阐述。序云：“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乎！……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
事实上，曹雪芹本人及脂砚斋等，早就在小说文本及批语中向读者暗示了这一艺术手段的运用，传达此信息的基本符号便是“真假”——“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二百多年来，无数研红迷红者为之呕心沥血，人自为说，而莫衷一是。重“假”者，研小说文本；重“真”者，探作者本事；欲求“假”与“真”的关系者，则努力实现“红学”与“曹学”的沟通。
后者正是笔者的努力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靠“自传说”的“曹贾互证”，而是要寻找曹雪芹实现“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艺术方法。拙著《走近曹雪芹》在戚蓼生序的基础上，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双向投射的概念。并阐析道：“双向投射，即作者的某一情结点的心理信息转化为作品中的双重（或两个以上）对应物，同时，作品中的每一对应物，又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情结点的心理信息。由此形成一个既纷繁复杂又清晰有序的艺术网络系统。”
其具体方式，拙著从真假、显隐、正逆、主宾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本文所论的土番家奴和焦大，就是包含显隐两个层面的双向投射形象。其显性层面，是他们在作品中的情节和形象功能；其隐性层面，则是作者对曹家百年包衣史起点的伤痛记忆。分析的逻辑思路，是依据双向投射的艺术特点寻找百年贾府史与百年曹家史的联系点和对应物。既然我们可以找到二者在兴盛期（省亲——南巡等）和衰败期（抄家等）的对应物，为什么不能找到起点期的对应物呢？既然百年曹家史的起点包含为奴和建功两个要素，为什么只从贵族主子而不从早期家奴身上找到包衣曹家之痛呢？
于是，就有了以上的分析和推断。能否服人，还得诸位同仁及读者评判。
研红无止境，红味永新鲜。无论走近曹雪芹，还是走出曹雪芹，只要我们手捧《红楼梦》，巨人都在云端朝我们微笑，向我们招手。
2017年7月写定
（作者通信地址：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岳麓区，410081）